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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面临多源委托时

  我们以为现代国家转型之后所形成的“国—社”关系从理论到实践、再到认知逻辑范式的变化,体现了国家和社会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现实中出现的从“统治”到“治理”的认知转换,不仅仅是“国—社”间“互动”的简单描述,而是国家、社会各司其责职、相互协作互动的结果。在当下转型中城市的社会治理,通常就是国家和政府对小区和社区的治理,国家与社会双方协作必然存在一个真实运行的联结机制,真实社会民众间的公共生活进入我们的研究视域。

  基层政府在与谁打交道并进行社会治理?在城市而言是小区和社区的代表。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个的“社会细胞”。当我们将视角从“体系论”中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沉入“消失”了的社会的时候,就进入到了生活世界。现代城市公共生活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之所以探究生活世界,是因为生活中民众居住状态、“社会治理细胞”的行为,是驱动国家与社会联系的机制运转的“因素”,因素变迁,因素所驱动的机制理应随之发生联动变迁,公共生活政治的概念由此提出,国家与社会由此通过公共生活可以互相主动建构。与吉登斯所建构的同“解放政治”相对的、关注于现代性、后匮乏、生态环境、对话民主等的“生活政治”不同的是,本文所指的“公共生活政治”是建构在家庭“私域”与国家政治“公域”中间的一种机制、一种独立存在的治理空间,它无关单个家庭的财务和纠纷,也不同于国家宏观治理,而是承载着当居民“走出家庭大门,但还没有到达城市广场”这一段的公共生活。

  从“体系”视角向公共生活政治“细胞”视角的转向,展示出历史演进的过程,是“国家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普通民众关注“衣食住行娱”,居住条件是牵动千家万户、亿万民生的核心。居住状态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居民参与,往往是最能推动社会、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因素,因为它关系到民众最核心的生活条件。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很清晰地描述了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工人阶级面临住宅短缺的一系列困境,他写道:“一个老的文明国家向这样从工场手工厂和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时期’”;恩格斯所描述的是德国1872年左右的状况,但无疑,当时德国城市无产阶级生活环境的恶劣状况也是德国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之一,生活领域的问题随之演化成愈演愈烈的国家、社会、国际政治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

  “公民社会理论”(Civil society),呈现的是西方世界的社会场景,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主导一切的状态使中国基本不存在“国家—社会”间关系如何的问题,社会处于被动状态。因此“社会驱动的国家发展”在中国是一种新兴的研究视角。自1978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急速进行,需要对客观存在的“城市化中的中国与社会”进行理论上的把握。民众是生活于公共生活之中的,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中国城市的居民,要过一种怎样的公共生活?

  当代城市小区是与熟人社会完全不同的陌生人社会,是基于付出的利益和“房权”而形成的非血缘关系的群集。与传统村落、单位居住区相比,社区联动较少、人口密度高;人际关系复杂,牵扯到的事务大多与民众具体利益相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单位之间的关系,逐渐被国家与社群间关系、国家与社区的关系、国家与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所替代,“社会”实体的消失,实际上就是“细胞化”了。城市民众居住形态的变迁说明这种“细胞”内部发生变化,并引发了国家与社会、制度与生活中社会、生活这一“端点”因素的转型。

  社区精神的衰落、民众间交往的减少出现社会资本减少、交流减少、“独自打保龄球”等一系列状况。为理解这些问题,需要对发生于社区空间中的公共生活进行理解。我们认为把视角转入公共生活世界的时候,依据民众个人与空间中不同行为主体间互动行为实质的把握,三种公共生活机制就会浮现,它们分别是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性公共生活、个人与建制性权力间的政治性公共生活和个人与社群共同体(“社会治理细胞”)间的利益性公共生活:

  所谓“关系性”公共生活机制,就是指民众间实现的、特定时刻聚集的共同仪式性公共生活,如西方的教堂每周所举办的弥撒,大家在特定时间聚集于教堂参与布道等等;在古代中国乡村,定期举办的庙会、社戏等也可以广义理解为“关系性”公共生活,民众个人间互动不涉及利益,“关系型”公共生活的目的在于建立民众间一般意义的联系。

  所谓“政治性”公共生活机制,在英美就是指各种选举,我国人大代表也有相当名额通过社区或小区进行选举。这种政治性公共生活在中国社会中体现于个人与党和政府等权力机构的互动,“政治性”公共生活的建构目的在于完成现代国家权力的建构。

  所谓“利益性”公共生活机制,就是个人与所生活的社群间直接涉及诸如社区、小区公共利益和权益分配、超脱于一般联系、同样也非“政治型”公共生活的合法公共聚集和利益的制度化表达。美国和欧洲社会,“利益性”公共生活建构于国家与社会非常清晰的边界之上。社区和国家对每个人的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干涉,但只要违背了社区公共规则和国家的法律,就会触动国家正式权力机构的警察和法庭,以保障社区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如在美国,你家别墅门口草坪的草长高了,社区委员会警告你要修剪,如果不修剪,要么打911召唤警察,要么告上法庭进监狱,2014年美国田纳西州的Karen Holloway就因为没有按照市政规定标准修剪草坪进了监狱,因为其不修剪草坪、杂草丛生,会影响到周边邻居房产的公共卫生与市场价格。“利益性”公共生活是社群集体与国家权力对接的机制。不是说社区里违犯了公共规则,就只能进行社区内的处理,从美国实践中,当社群内个人违背公约、仍不改正之后,就可以诉诸如警察、法庭等国家权力进行干预。

  这三种公共生活就是作为“社会细胞”内的居民应该过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行为的结果就是能够驱动“国家—社会”联系机制的“因素”。三种公共生活的浮现,就使得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建构因素,有摆脱“社会”“体系论”“阶级”“阶层”等一系列整全性的建构基础,形成公共生活政治驱动社会制度变动、运转,国家与社会形成“互相主动构建”关系的可能。

  三种公共生活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生活当中,并且由于里面牵扯到巨大的利益,越发显得不和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利益性公共生活的缺失,利益冲突的持续往往是社区冲突持续的根本因素:居民所拥有的房产,是自身绝大多数财富的承载,而小区、街道、社区的居民们缺乏机制和信任来进行集体行动,以保障自身和邻居的利益。如为防止小区盗窃在楼道中安置摄像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房屋维修基金、物业公司服务不到位等一系列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生活事务,由于缺乏真正的议题建构与负责主体,以及民众事实上的参与力度低,往往无法得到妥善且及时的处理。这其中,由于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如作为房屋“养老钱”的巨额住房维修基金,有的小区甚至可达上亿元,整体金额已达上万亿之巨,但由于监管主体缺失,却无法得到妥善管理,一直处于国家与社会监管的盲区,甚至被贪污挪用,甚至只有案发之后,国家公权力才能进行介入。这一切都体现出,缺乏居民公共生活的危险,同时也体现出,事实上脱节的国家与社会应该怎样在“社会细胞”与公权力交接点建立起真正的对接,使得作为“社会细胞内机制”发展的结果能够成为驱动国家与社会间联系的机制运转的因素,最终实现善治这一问题。

  值得警惕的是,理论不能代替现实,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现行体系下存在很多冲突。比如对业委会建立的制度设定,业委会成立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但是实践中的非正式制度却使得业委会的成立极为艰难。这种制度性冲突是社区冲突持久存在的根源。又如从物业公司方面来说,物业公司理论上管辖事务是有相应权限的,但实际执行中物业对业主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往往没有强制执行权,只能劝阻;从业主方面来说,由于缺乏制度支持,遵从正式规则很难解决问题,只能“以闹代谈”。民众为什么不遵守正式制度的规范?是因为正式制度不完整、不健全,无法解决民众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只能通过不遵守正式制度以尝试解决问题。

  如笔者考察某小区物业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国家和社会非实体化导致“多源委托—单一代理”机制的出现。国家与社会并非单一实体,呈现制度网络状态,因此在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中,国家对社会的要求、对基层居委会业务的要求由各个部门分别发出,呈现多源头状态,不同单位条线下达不同要求,因此居委会对社区的要求也出现多源头状态。因为沟通效率和成本问题,其对接者在正式制度中应该是业委会,在非正式制度中变成了物业公司,引发物业公司面临“多源委托—单一代理”状况,因为业委会很难成立,也很难得到业主们的认可,因此利益冲突往往很难得以制度化解决。单位制解体后,缺乏利益性公共生活的小区和社区中业委会无法成立或运行不良,业主没有组织,物业公司则是有组织并具有相应的制度性联系,并掌握治理所需关键信息,因此在面临多源委托时,基于自身利益对街道和业主需求做出选择性回应。这种选择性回应导致业主关注重点与物业公司不存在“同频共振”,引发业主不满与冲突;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完善,物业成为业主群体与社会、政府各项矛盾的单一针对对象,由此持续地产生与物业公司的冲突。

  外部资源不可能无限制地向社区中投入。社区冲突的持续不仅是因为利益性公共生活的缺失,也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矛盾无法转移使得利益冲突各方持续对抗。只有自下而上、经过利益冲突方博弈所形成的制度才能得以遵守,达成一定的解决方案,缓解、消弭社区冲突。本文认为应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冲突来理解转型中国的“国家—社会”的互构关系,并支持自下而上的构建出合适规则体系尽量弥合两者间的差距,使之达成和谐,从而让社会持续平稳地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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